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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与镜的相依相惜
文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样式之一,一直承载着记录生活、传达情感、表达思想的重任。
文学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并不是以听觉和视觉感知直观形象的,而是具有非直观性和抽象性的特点。
语言文字“能指”
与“所指”
的任意性,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无尽的想象空间。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恰恰是因为文学具有这种模糊性的特点,使其有了广泛的再造空间,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电影和电视,作为通过听觉和视觉直观感知形象的艺术,恰好与文学互为补充。
也因为文学的滋养,丰富了影视精神内涵。
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就曾针对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提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
把经典文学著作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
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始于1900年,梅里爱将《灰姑娘》搬上银幕。
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编剧夏衍,导演桑弧)改编自鲁迅的小说《祝福》。
中国第一部电视剧,拍摄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也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编剧莫言、陈剑雨、朱伟,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在当代中国,影视创作实践和艺术观念都深受文学的影响。
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数量已占据了整个电影市场的相当份额。
作为“第五代”
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大部分改编自小说。
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编剧陈剑雨、朱伟、莫言)、《菊豆》(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编剧刘恒)、《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编剧倪震)、《秋菊打官司》(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编剧刘恒)、《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编剧余华、芦苇),陈凯歌的《黄土地》(取材于柯兰散文《深谷回声》,编剧张子良)、《边走边唱》(根据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改编,编剧陈凯歌、史铁生)、《孩子王》(根据阿城小说《孩子王》改编,编剧阿城、何建军)……在学术批评层面上,影视改编与原著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批评焦点。
导演张骏详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
。
夏衍提出“改编必须忠实于原著”
。
郑雪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把电影当作一种文学,实际上否定了它作为独立艺术的存在”
。
笔者认为,小说在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要把握两点原则:一点是守,一点是变。
所谓守,是指影视作品在改编的过程中要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
改编作品要体现原著所传达的情怀与情感,不能颠倒是非,与原著所传达的情感背道而驰,或干脆弃原著中蕴含的情感不顾,另起炉灶。
这就违背了改编的基本规则。
在首先做到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情怀、情感的基础上,接下来就要做到变。
电影或者电视是门独立的艺术。
编剧和导演在改编的过程中,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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