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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2页）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

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

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

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

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

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

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

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

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ot;圣贤&ot;立言。

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

在&ot;官本位&ot;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

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ot;四书&ot;就是&ot;五经&ot;，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

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

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

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

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ot;四书&ot;&ot;五经&ot;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

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