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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2、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

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

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

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消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饶幸之事。

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

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

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

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

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

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

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

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

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

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

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

就算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中国闹得天翻天覆地。

（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

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

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

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

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

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

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

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

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

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