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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ldo;老总&rdo;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ldo;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rdo;。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

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

学者傅国涌称之为&ldo;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rdo;。

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ldo;中国最好的报纸&rdo;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

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ldo;不党、不卖、不私、不盲&rdo;的方针，通过报纸&ldo;文人议政&rdo;。

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ldo;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rdo;。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ldo;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

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

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

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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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ldo;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

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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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

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

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

他曾言：&ldo;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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