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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

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打开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ldo;莫须有&rdo;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淫威的意味。

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

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

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

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ldo;伴君如伴虎&rdo;的畏惧。

如果说对&ldo;空印案&rdo;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ldo;郭桓贪污案&rdo;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ldo;醉翁之意不在酒&rdo;的意味了。

《明史&iddot;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ldo;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

&rdo;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

试想&ldo;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do;，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

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ldo;举部伏诛&rdo;。

可以想象，&ldo;郭桓案&rdo;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

朱元璋概不留情，&ldo;死徙数万人&rdo;，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

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

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ldo;寄染遍天下&rdo;，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ldo;郭桓案&rdo;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ldo;莫须有&rdo;，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

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

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ldo;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

&rdo;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