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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

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

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ldo;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

&rdo;{125}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

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ldo;北平&rdo;，取其&ldo;平定北虏&rdo;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ldo;北平&rdo;）。

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

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ldo;中华之统&rdo;这一思路来做定夺。

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属于沦陷之后的偏安之地，不算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

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ldo;中国&rdo;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36）

最后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ldo;中华&rdo;、又&ldo;与时俱进&rdo;通盘考虑的结果。

除了地理与&ldo;王气&rdo;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早就做过各种论证，说金陵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ldo;中华&rdo;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

至于&ldo;与时俱进&rdo;，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ldo;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集散地】&rdo;{126}。

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ldo;中华&rdo;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

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

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

此外，还有一点。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

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

他的思想，混合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ldo;中国&rdo;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

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

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

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

{127}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

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

四方诸夷【野蛮人】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边缘、局促而可怜】，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其地穷瘠】，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其人文落后】。

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但胡戎【指包括蒙古在内的北部&ldo;蛮族&rdo;，对&ldo;中国&rdo;历来的威胁几乎全来自这里】与中国边境密迩【迩，近也】，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防备】之。

{128}

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

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

把这些话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

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

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霉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

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ldo;胡&rdo;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

这家人诚非&ldo;善茬&rdo;，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主义，对周围&ldo;四夷&rdo;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本。

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ldo;不征之国&rdo;，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ldo;鞑虏&rdo;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