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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ot;学而优则仕&ot;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ot;掾&ot;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

&ot;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rso;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ot;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ot;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ot;有误，&ot;章和二年&ot;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ot;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ot;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ot;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ot;的自述，遂怀疑&ot;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ot;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ot;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ot;，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竟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ot;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ot;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ot;言不纳用&ot;;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ot;禁酒&ot;，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ot;累害&ot;说:

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ot;三累三害&ot;

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ot;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ot;，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ot;清正之士&ot;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自纪篇》自谓:&ot;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ot;;&ot;不泛交俗才，俗才因其微过，蜚条（匿名信）陷之，然终不自明&ot;正是对三累三害的绝好注释

《状留篇》中，王充对贤儒&ot;仕宦不进，官爵卑微&ot;的原因从多方面作了剖析，从贤儒自身方面看:一则因学问难成，&ot;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ot;，他们&ot;锐意于道，遂无贪仕之心&ot;等他们出仕了，又&ot;纯特方正，无圆锐（圆滑钻营）之操&ot;在那只有奸滑才有市场的官场里，自然就&ot;迟取进难&ot;了故世之贤儒不善于钻营二则&ot;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ot;，内心受着良知的牵累，外在又受礼义的约束，&ot;不敢妄进苟取&ot;，这是贤儒不愿钻营此所谓&ot;学多道重为身累也&ot;三则贤儒安贫乐道，&ot;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ot;

可是&ot;名生于高官而毁起于卑下&ot;，贤儒总是在卑下之位，故始终受人非毁，令名不伸从长官方面看:一则长官昏庸，倒行逆施，任用俗吏:&ot;将（长官）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在下位&ot;二则长官愚暗，不能知贤，俗话说&ot;大器晚成，宝货难售&ot;，&ot;长吏不能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ot;三则长官器识狭小，不能用贤轻物易举，重货难移，俗吏如鸿毛，飞扬千里;贤者若金铁，飘风不能动贤儒不进，正是&ot;长吏力劣，不能用也&ot;更有甚者，&ot;长吏妒贤，不能容善&ot;，这样一来，贤儒奇士，不被无妄之灾，送进班房，已是万幸了，哪里还敢望升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王充对贤儒稽留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十分全面深透，也十分悲枪，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沉沦下僚的贤儒，《自纪德》说:他&ot;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长官）&ot;，&ot;赐见君将，不及（问）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ot;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ot;），在朝廷则贪史子鱼之行（正直处世）&ot;&ot;得官不欣，失官不恨&ot;&ot;不慕高官，不恚下位&ot;……正是《状留篇》中所状&ot;贤儒&ot;&ot;锐意于道，不妄进苟取&ot;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