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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六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ldo;以&lso;王霸杂术&rso;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

他有&lso;两手&rso;、&lso;三手&rso;而不是只有&lso;一手&rso;&rdo;，&ldo;降及晚清，这种&lso;两手&rso;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

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lso;不假不成&rso;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lso;真诚的伪饰&rso;。

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rdo;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ldo;作伪&rdo;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

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

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

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ldo;卖国&rdo;罪名，甘当&ldo;替罪羊&rdo;，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

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ldo;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rdo;

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

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

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

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七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

就立功而言，他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

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比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无不对他推崇备至，甚至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做过自己的精神偶像。

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儒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不浅。

曾国藩做人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ldo;空疏无用&rdo;的指摘。

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

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

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

他说：&ldo;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

&rdo;&ldo;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