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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ldo;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rdo;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

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

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

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ldo;快乐快乐&rdo;。

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ldo;意思意思&rdo;。

&ldo;五一&rdo;、&ldo;八一&rdo;、&ldo;十一&rdo;、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ldo;不沾主义&rdo;。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

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

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

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

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

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

我被复旦大学招为&ldo;工农兵学员&rdo;，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为我饯行。

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

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

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

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ldo;右派&rdo;，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ldo;劳改&rdo;。

作家是多么古怪的&ldo;动物&rdo;啊，居然在接受&ldo;劳改&rdo;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

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ldo;右派&rdo;帽子。

但好光景短暂，&ldo;文革&rdo;伊始，他又因为几句&ldo;反&lso;文革&rso;言论&rdo;被打成了&ldo;现行反革命&rdo;。

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

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ldo;大毒草&rdo;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ldo;北大荒文学圣书&rdo;。

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

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

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

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

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ldo;牛棚&rdo;放出不久的&ldo;现行反革命&rdo;，对我表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热情。

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

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