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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

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

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馈赠，似乎并无犹豫。

因为这么多银两，作为将来京官生活的预备也仍然不甚充足，所以曾国藩还主动向他人借钱。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ldo;路费，大启已诺&rdo;。

第三节替人打官司赚&ldo;外快&rdo;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ldo;干预地方公事&rdo;，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

苦口婆心，反复申辩。

比如他说：&ldo;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

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rdo;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

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

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

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ldo;强悍不服&rdo;。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

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ldo;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rdo;。

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

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ldo;县考&rdo;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ldo;判断乡曲&rdo;，调节地方纠纷了。

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

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ldo;彼此殴伤&rdo;。

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ldo;亦未甚究&rdo;，没给他面子。

于是新科进士大怒，&ldo;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rdo;。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ldo;士绅社会&rdo;。

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ldo;判断乡曲&rdo;。

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

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

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

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

事实上，&ldo;干预公事&rdo;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