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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二是周礼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节制周王朝与诸候国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

使一些战争指导者即使懂得使用诡诈之兵，也不敢公开提倡诡道。

但是，宣扬仁义道德，并不能在实践中束缚人们的手脚。

当&ldo;道义&rdo;和生存权置于天平的两端而不能两全时，道义就不再继续制约人的行为。

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宋襄公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免受人耻笑。

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插曲促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故争规律，使随后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军事欺骗异彩纷呈的时代。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

军事欺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由一棵稚嫩的幼苗繁衍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然而不应以今日之华笑往日之陋。

因为&ldo;华&rdo;是由&ldo;陋&rdo;发展而来的，历史就是从&ldo;陋&rdo;开始的。

（二）理论的历史渊源

军事欺骗的实践可以追溯到4600多年以前的黄帝、蚩尤大战，但军事欺骗理论的产生却是春秋末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事情。

春秋是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

春秋时期，不仅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而且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发展。

反映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兵法就是丰富的战争实践和朴素的辩证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孙武所著《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运用当时

已经比较成熟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兵法对军事欺骗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内容涉及诡道、示形、造势、虚实、奇正、用间等方面，其主要观点是：

1、诡道制敌是战争指导规律

在《计篇》中，孙子有两处谈到&ldo;兵&rdo;。

一处说：&ldo;兵者，国之大事也&rdo;；另一处讲：&ldo;兵者，诡道也&rdo;。

这两句结论性的话，集中概括了孙子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基本看法。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

他列举十二种战法，要求将帅&ldo;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rdo;，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然后战而胜之。

这十二条战法俗称&ldo;诡道十二法&rdo;，是对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孙子从战争实践中领悟到，以诈术欺敌不是将帅的个人喜好，而是规律使然。

因此，他把诡诈视为用兵之&ldo;道&rdo;（即规律）。

孙子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把诡道视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