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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

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

&ldo;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rdo;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ldo;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rdo;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

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

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

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译者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

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iddot;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ldo;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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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

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ldo;紧随其后的，&rdo;就像&ldo;多米诺骨牌&rdo;一样。

他接着说道，&ldo;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rdo;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

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

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

&ldo;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rdo;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ldo;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

&rdo;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

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

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

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iddot;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iddot;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iddot;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

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

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iddot;汤普森、查尔斯&iddot;波伦和乔治&iddot;f&iddot;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

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

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中校爱德华&iddot;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iddot;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

但是，爱德华&iddot;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iddot;佩顿&iddot;戴维斯、约翰&iddot;斯图尔特&iddot;瑟维斯、以及约翰&iddot;卡特&iddot;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

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

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