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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通过此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荃的态度，即不论好说歹说，&ldo;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rdo;。

信首所谓&ldo;来书不忍卒读&rdo;，无非就是曾国荃在病重战苦的情况下，犹欲独力&ldo;苦支&rdo;，不愿外人搅局。

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观乎大势，终必有成功之日；淮军来援，兵事稍得缓解，而功名利禄俱须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于前矣。

譬如公司创业，理念、技术、产品俱佳，独于流动资金稍感缺乏，然自忖只需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似亦能度此难关，此后必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

忽有人焉，愿意投资入股，而条件苛刻，要占权利之大半，创业者稍有骨气、志气，必不肯苟且答应。

曾国荃之志，即此创业者之志；其表现固为贪恋功名，其本质却是艰苦卓绝，较之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不啻霄壤。

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

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ldo;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rdo;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

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ldo;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而已。

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

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

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

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複，其权衡利害，褒贬是非，亦不过如此，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

宜左文襄有&lso;自愧不如元辅&rso;之叹也&rdo;。

同治一朝，号为&ldo;中兴&rdo;，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军政固然有曾、李这样的名臣大帅操办一切，主持中枢朝政的慈禧、奕訢也决不是泛泛之辈。

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风情，听不出弦外之音。

然而，中央与地方，&ldo;圣主&rdo;与&ldo;微臣&rdo;，地位不同，立场各异。

谕旨全是官话，只问迟速而不徇私情，无暇照顾三人间的兄弟之情和师生之谊。

因此，五月八日后，连续下达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ldo;前经迭谕李鸿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饬令该抚酌办。

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rdo;；

五月十九日：&ldo;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避嫌推诿&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