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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与史记的审微思想（第2页）

《十二诸侯年表》说：“纣为象箸而箕子唏。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身为天子的殷纣王使用一双象牙筷子，这在其他人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箕子一见就唏嘘不已，因为他已经从象箸上看到了殷纣王荒淫奢侈的苗头。

据《鲁诗》的解释，《关雎》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周康王正处于西周成康盛世，为什么会有刺诗出现？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审微思想的生动体现，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

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体例中，司马迁都贯彻了慎始防微见盛观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大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小到一个历史人物命运的沉浮起伏，都会有一个酝酿、积累的渐变过程。

这种深观审微思想方式的运用，极大地突出了历史演变的因果联系，给《史记》带来了科学性和深邃感。

易传》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这一思想堪称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

《系辞》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周易正义》解释说：“‘其称名也小’者，言《易》辞所称物名多细小……‘其取类也大’者，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

‘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

……‘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

……‘其言曲而中’者，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

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价屈原代表作《离骚》时点化了《系辞》之语：“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这是说《离骚》言辞简约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洁高廉，诗中所写的虽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芳草美人之类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

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

典型的特点就是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小中见大，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f遍。

《易传》是从占筮卦象中提炼出典型化理论，而司马迁则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将《易备》典型理论运用到《离骚》评论之上。

司马迁不仅用典型理论评价《离骚》，而且把典型化方法运用到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之上。

他最擅长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历史人物神髓的几个典型事件，以传神之笔写之，往往收到小中见大、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

例如，《管晏列传》的传主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簕主大业；确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响春秋政治达两百多年。

晏婴在历史上则以力谏和节俭闻名于世。

对这两位大政治家，司马迁没有从正面记述他们的功业，而是拾取管鲍之交、脱越石父于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几件轶事，轻描淡写，而鲍叔的慧眼知人虚怀若谷，管仲的不规小节而成荣名，晏子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乃至于越石父的极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义，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篇传记的特点不在于记载历史人物的功绩，而在于举重若轻淡笔点染，烘托出传主的精神境界。

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家，初不经意，淡淡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的特征与神髓，充满了无比的艺术情味。

《管晏列传》简直可以作为一首意味隽永的散文诗来读。

又如《魏公子列传》中的魏公子养士三千人，可以说他与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但是司马迁却只选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来写。

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位士林人物都隐匿在社会下层且又啸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礼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写了魏公子与这四位下层士林的交往，那么与其他士林的关系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这四位士林人物都与魏公子生平两大功业——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息息相关。

因而司马迁重点选择这四位下层士林小人物来写，不仅扣紧了魏公子与士林关系这一主线，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历史功绩。

看似初不经意娓娓道来，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艺术匠心。

其他如《项羽本纪》载项羽一生经历七十余战，但司马迁只是集中笔力写了巨鹿之战、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围。

这三大战役的特点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写好了这几次战役，项羽勇冠三军、喑恶叱咤的英雄风姿也就跃然纸上了。

《史记》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司马迁是最能体会《易传》“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精神实质的人，把这一典型化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史记》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易传》认为六爻吉凶因时而变，只有把握有利时机才能趋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时而行的重时思想。

《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