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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风起云涌八（第2页）

谭嗣同参与变法已经于原来历史那样不一样了。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

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

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

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

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

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

几个字。

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

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从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到谭嗣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各个阶层民众都是有相当的了解，不同于原历史时代，谭嗣同游历过中国台北和西南联合军政府的经历，受到过台湾军政大学和广州大学的讲学邀请，毕竟进入两地是要进行登记的，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并不排斥大清国的商人，学者和普通民众来往的。

而且两个地方的政府对于谭嗣同在1897年写成重要著作的《仁学》，很是关注，印刷成书，成为自道德经之下的第二部中国哲学著作。

在1897年冬季在广州游览是，作为老乡的杜兴武，还在广州武警部队总部和谭嗣同交流了看法，一起参观了武警官兵的训练。

要知道杜兴武也是一个文武双全之士，只是被孙中山保镖的身份祸害了而已。

从来就是自下而上的改变容易，自上而下的变法困难，自变法开始满清贵族和汉人官僚系统的阻挠，都让谭嗣同认识到顾问团的建议是对的，全面变法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省一府试验性变法，在逐次推光才是可行的，一刀切的变法是个人都不会同意。

一个道理，是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用顾问团的话说，变法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进行的小事情，静观其变，等到太后系和皇上系相互妥协的时候在展开行动，一个不讲究方式方法的改革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激进的改革方式只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与改革维新没有丝毫补益，只会坏事。

再则，谭嗣同没有为皇帝死心塌地卖力的思想，中国教育界把谭嗣同定位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

是不准确的，是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毒害的评价。

世界上怎么会有无产阶级呢？当你收获劳动果实时，你就是有产者了，哪怕是一文钱，国家领导人那个当过工人，下地种菜十年过，如果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说法，那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就是政治资本家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禁不起反推论证的思想，是中国人民迷茫无知之的无奈之举。

中国千百年来反压迫反剥削的起义斗争还少吗？

只是没有协调管理好好各种行业民众的利益而已。

20世纪末，中国提出的综合治理的观念，才是最合理的。

中国大学生辩论赛上就是最佳答案。

谭嗣同认为物质性的“以太”

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

、“异同生克”

。

他把“以太”

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

，而“仁”

的内容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