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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年的国际形势（第1页）

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从矿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西疆的西部矿区矿监局监察二队担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检员。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行的原因，其实和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一样，属于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

还在旧社会那会，小小年纪的他由于生活所迫，就已经下井干活了，并且很快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会组织，后来还被发展成了党员。

解放后，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父亲又报名到了中国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矿区。

作为业务技术骨干，他和一帮子同样从内地去的煤矿工人，一起开创了西部矿区的辉煌，一干就是几十年。

说实话，那会儿全国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更别提遥远的西部边陲了，说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点也不为过。

和我父亲一起去西疆的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很多还没有熬到结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于矿难，有的是死于职业病。

如果说没有一股子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

剩下来的那部分人，年龄越来越大，却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无法解决的，找不着对象的问题。

我父亲虽然侥幸躲过了数次矿难，又被调到了矿区担任行政工作，这条命和身体算是保住了，但同样是老光棍一个，还住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经年近四十，眼看着这辈子真的要奉献给矿区了，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支援边区教育事业的中学女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

这个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至于当时我母亲为什么能看上我父亲，时至今日她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具体的信息。

但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婚恋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代的人以国家和事业为重，往往较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即使考虑了，也是倾向于各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劳动模范那样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样的人，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投身西部矿区几十年，一个自愿放弃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了。

这样的感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也就更加的纯净自然。

除此之外，我母亲应该也有她的难处，毕竟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非本民族为主的偏远地区，找合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38岁，我母亲也已经33岁。

结婚之后，我父亲就搬离了矿区的集体宿舍，搬进了我母亲学校分给我们的一处住所，这个住所就在学校里面的家属区。

从此之后，我们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扎下了根，不准备再回东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可能是因为想生个女孩一直没能如愿，我母亲执意给我起名叫“姚岚”

，这是个明显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这个名字的福，我和两个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

他们两个天性叛逆，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向西，让他们干啥他们偏不干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传统，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远方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

这倒是苦了我了。

父亲对煤矿事业忠心耿耿，一门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点毕业好接他的班，而我母亲则是希望我这个幼子能陪在他们的身边。

说实话，我对煤矿也并非没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委婉，对于工作的问题无可无不可，就顺理成章的考上了矿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部矿区接了父亲的班，从一名普通的安检员做起。

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经过大脑考虑，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当然，我上班的时候和我父亲那个时候的矿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虽然煤矿的活不好听，又累又脏，但当时煤矿的正式编制还真不好进，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干活的工人大多数是临时聘用过来的内地农民子弟，也就是常说的集体工，我们矿区地理位置特殊，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原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