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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

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ldo;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

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

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这一点很难做到。

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

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rdo;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ldo;恐怕很难体会到了。

&rdo;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ldo;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rdo;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ldo;大时代&rdo;里，有的是&ldo;研究教育&rdo;、&ldo;专门教育&rdo;、&ldo;技术教育&rdo;、&ldo;职业教育&rdo;、&ldo;国民教育&rdo;……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ldo;自由教育&rdo;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ldo;人&rdo;、做一个&ldo;士&rdo;。

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

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ldo;离得很远&rdo;。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ldo;士&rdo;的情志，平时牢守&ldo;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rdo;，危难中体现&ldo;见危授命&rdo;、&ldo;士可杀不可辱&rdo;的志节。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2）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

&ldo;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rdo;

&ldo;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

&rdo;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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