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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

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

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

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

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

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

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ldo;回到延安&rdo;，[4]就明显不确。

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

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ldo;慎重&rdo;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

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

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

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ldo;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

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rdo;[5]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

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

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

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

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

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

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

……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

……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