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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毛彦文晚年在台湾回首往事，这位当年风华照人的新女性心境已归于平淡，谢世前留下的回忆录《往事》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事情，因为时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

我喜欢这样的叙述。

平凡的&ldo;往事&rdo;才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她对自己和熊希龄仅仅3年的婚姻生活很满意、很满足，她辅佐熊氏办香山慈幼院，在熊氏去世之后，她继续主持这个人道主义机构。

这大概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在她的回忆录中只有一小节淡淡地提到当年深爱过她的吴宓，标题为&ldo;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rdo;。

她说：&ldo;关于吴宓先生追求我的事，不知内情的人都责我寡情，而且不了解为何吴君对我如此热情而我无动于衷，半世纪来，备受责骂与误解。

&rdo;她解释说，吴宓心中有个&ldo;幻想的女子&rdo;，或者说&ldo;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rdo;，要和他一样中英文俱佳，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写诗作词和他唱和，还要善于辞令，在他的朋友、同事中谈古说今应对自如。

不幸他把这种理想&ldo;错放在海伦身上&rdo;。

她认为吴宓不了解自己，二人性格完全不同，她平凡而有个性，对中英文学一无根基，又有过失恋经历，对男人失去信心，即使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的，说不定会再闹离婚。

何况吴宓和那个对她移情、解除婚约的朱君毅是同窗挚友，她更不会接受他的追求。

毛彦文离开大陆后，一度在遥远的美国任教，她也关心吴宓的下落。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她偶尔看到一本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其中登载了吴宓的坦白书，说自己用纯文学的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

她当时看了气得发指，&ldo;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

&rdo;她为吴宓的命运而悲伤甚至愤怒。

她想不到的是，就算吴宓有这样的认错态度，仍然逃不过随之而来的厄运，当然她更不可能听到被打断了腿的吴宓临终时的声音：&ldo;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rdo;

吴宓始终没能得到毛彦文的爱，这是他一生的遗憾s但毛彦文在回忆录中肯定，&ldo;吴君是一位人文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

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rdo;。

有了她的这番评价，吴宓九泉之下，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丝安慰。

殷海光因思想而受难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ldo;五四&rdo;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ldo;五四&rdo;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ldo;五四后期的人物&rdo;，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ldo;后五四时期的人物&rdo;。

在他处于精神成长阶段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离&ldo;五四&rdo;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

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七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涂上的。

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ldo;五四&rdo;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ldo;五四&rdo;，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ldo;五四&rdo;，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ldo;心灵的鼓舞&rdo;，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

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

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也始终守护着&ldo;知识的庄严&lso;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

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

他常说自己&ldo;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rdo;，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

要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都只能放在唐德刚所说的&ldo;历史三峡&rdo;中，这个&ldo;大时代&rdo;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在20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腐败现象的文章，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示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

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ldo;右翼学生&rdo;）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

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在《自由中国》执笔和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跨越了台湾岛上阴郁的20世纪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人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

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

不过他之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ldo;精神磁石&rdo;，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靠他的人格魅力。

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青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力，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

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