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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1页）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

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

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ldo;万历三大征&rdo;，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ldo;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rdo;，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

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

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ldo;杨家将&rdo;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

《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

《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

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

《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ldo;十二寡妇征西&rdo;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

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

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

为了&ldo;改土归流&rdo;，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

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

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

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ldo;杨家将&rdo;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

卷首诗有&ldo;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rdo;，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ldo;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rdo;。

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ldo;炎月瑞雪降龙池&rdo;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

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ldo;旧小说&rdo;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