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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2页）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

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正与日方专使拙井接触，意图出山主政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

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

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里，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死。

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

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他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出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

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亦然。

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

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

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

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3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

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知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

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

第三条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

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ldo;桐工作&rdo;的谈判路线。

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

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

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

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

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它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

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

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