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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正象丹东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样，法里尔是宗教圈子里的革命家。

他能把群众分散而隐藏的天性串连起来，燃起猛烈的攻击之火。

在胜利之前，法里尔曾经冒过生命危险。

在农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掷石块、被监禁，并被各地当局取缔，但其人精力过人，毫无理性，井被一个信念所支配。

他用暴力来压倒对手的对抗。

他带了一小队冲锋队作保镖，无法无天地进入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教士们正在祭坛上作弥撒。

他挤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大声谴责反基督教分子。

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第二武装供其使用，煽动一帮孩子在礼拜时间袭击教堂，用怪叫、发出象鸭子一样嘎嘎的声音和放声大笑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

最后，因追随的人数增加更加胆壮，他动员保镖发动最后攻击，指示他们侵入修道院，从墙上撕下圣像，将这些&ldo;偶像&rdo;付之一炬。

这一野蛮的武力行径取得了成功。

假定多数人是一盘散沙，少数人的积极行动，在显示其罕见的勇气，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就能吓倒多数人。

天主教徒抗议那些闹事活动，试图使市行政会行使职权，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却静静地待在教堂里。

最后，主教将他的教区拱手让给了胜利了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现在，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

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

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

他能够痛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群众去仇视修士和修女们，能够用读圣的双手破坏法律条文。

而一旦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他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没有期待的目标。

现在，当新的原则在日内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确立时，法里尔就是一个失败者了。

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只能造成一个真空，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属于那有理性的、建设性的典型，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

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

路德和兹温格里最初所计划的，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

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

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来代替从内部工作‐‐而且要立即进行。

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

当然，对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宗教革命家们，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地团结起来。

但在历史进程中，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

德国的维滕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世神学家的一句话，而日内瓦则抛弃了伯尔尼的实践。

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

在每一历史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骄傲自大精神。

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而浪费他们的精力。

只要他们团结一致，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

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

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