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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第二节儒学与近代欧洲

中国与欧洲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早已有交往。

但真正把儒家思想传到西欧并产生影响的则是明清时代来华的传教士。

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

利氏1582年来华，留居中国28年，接触各阶层人士，结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对中国国情、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

他下苦功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其影响既深又广，认为只有肯定儒学并把它与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才能在中国传教。

他一面用中文发表《天主实义》等书，向中国人传播用儒学论证的天主教教义，一面用拉丁文出版他译的《四书》和他写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日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和儒学。

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利氏因此得到&ldo;博学西儒&rdo;的雅号。

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增无减，其中多数人也像利氏一样，主张天主教与儒教相融合。

他们既讲圣经又讲儒经，如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多年，被当地人称为&ldo;西来孔子&rdo;。

他们也大力向西方介绍儒学，传教士殷铎泽等人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后，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孔子是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最大学者，对儒家的赞美达到最高峰。

儒家经典经传教士和旅欧华人的迻〔yi移〕译，源源不断地在西欧各国出版，其中不仅有《五经》、《四书》，还有《通鉴纲目》、《列女传》以及一些文艺作品如《元人百曲》、《赵氏孤儿》等等，加上传教士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书籍，在读书界、思想界造成强大声势，使各国王公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关注中国，甚至形成中国热。

18世纪的法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先进的思想家们正在从各方面批判基督教和教会，启发着人们的头脑，当儒家这种非基督教思想体系出现在面前时，他们的惊喜、振奋是可想而知的。

儒学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受到他们的衷心赞誉。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对孔子及其学说最为倾倒。

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从天子到庶人都以修养道德为本，以孔子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国泰民安。

由于孔子思想的强大威力，征服中国的人，到头来都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征服。

伏氏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国正是开明专制的模范。

中国政府把增进人民的福利当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则把政府官员看作家长。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最优良的，他说：&ldo;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

&rdo;伏氏对儒家只讲道德，不讲&ldo;怪力乱神&rdo;等迷信观念，十分赞赏。

他说：&ldo;道德是来自神的，所以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

&rdo;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讲道德，不讲迷信，孔子就是这样，欧洲的教会恰恰相反，只讲神学迷信不讲道德。

为了宣传孔子伦理思想，他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让法国人看到道义毕竟要战胜暴力。

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赞誉孔子思想，把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朝夕礼拜。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公元1723‐1789年），对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

他在《社会的体系》一书中强调：&ldo;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

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

&rdo;他认为欧洲的政府一定要学中国，欧洲的基督教道德也应用儒家道德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