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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日军轰炸时，我正在新华书店买书，急忙躲到附近一个小洞内，下午才返回学校。

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对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参谋训练队，组织上任命李国华为队长，他把我调去任干事兼教员。

这个队的学员都是由抗大选出来的优秀学生。

有陈慕华、陈实（解放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很多人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4月，学校又调我到瓦窑堡一大队任教。

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

当时我不愿意去，总校军事教员主任王志涛（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批评我道：&ot;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就要服从组织上分配。

&ot;最后，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

正巧，老同学阮庆和廖斌在抗大学习半年，毕业后也留下来当教员。

阮庆也分配到一大队当教员，这是我们两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

他向我介绍了一大队的情况和好几个军校同学，我们经常相聚畅谈，交流体会，互相鼓励。

那时，蒋介石的力量还很大，延安城内还可以看到&ot;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ot;的标语口号，有部分红军战士对此不理解，但党内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ot;拥护蒋委员长&ot;，主要是为了强调后面四个字&ot;抗战到底&ot;。

如果蒋介石动摇、投降，就会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推动蒋介石&ot;抗战到底&ot;。

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为主，军事训练为辅。

如果将抗日军政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可以说抗大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同黄埔军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以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包括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毛主席曾讲过：&ot;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先后辉映，彼此竞美。

&ot;学员大多是投奔延安的进步知识青年，教学目的主要就是解决革命的人生观，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培养革命精神。

加之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也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只是简单教练一些操场动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队、集合等，射击也只是以步枪为主，机关枪大家都没有摸过。

那时，红军指战员参加抗大学习的，一般是独立编队，个别时候他们也和外来学生一起上大课。

1939年7月，抗大总校决定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副校长罗瑞卿率领几千学员开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为第三分校。

我本来想随总校去抗日前线，但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又把我从瓦窑堡调回延安三分校训练部工作，继续当军事教员。

阮庆去了晋察冀。

我那时一心想下基层，到前方参加战斗部队，打日本。

因此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我个人的想法同抗大发展是矛盾的。

抗大特别需要军事教员。

尽管红军干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干部，但相对文化素质差一些。

他们指挥打仗没问题，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讲出一、二、三来，还是有些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