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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他对同僚的态度向来是盛气凌人。

以至于当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只能随声附和，从不敢有所异议。

诚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说：&ldo;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

&rdo;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他是针对朝政中流行着的对张居正、冯保之阿谀逢迎而发难的。

当时，无论是边防上打了胜仗，还是完成了水利、桥梁等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官员总是将张居正、冯保列于首位，赞颂他们运筹帷幄，为之请求封赏。

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中枢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事无巨细全都归功于他们，盲目加以赞扬，从而助长了谀佞的风气。

余懋学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仅拒不接纳，而且还严厉处罚了余氏，将之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被贬，更加深了一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反感。

&ldo;夺情之争&rdo;以后，张居正变得越来越听不得逆耳之言，并由听不得逆耳之言发展到只愿听阿谀逢迎之辞，从而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整天陶醉于奸佞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中。

例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这副对联的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世宗、穆宗和神宗，而下联则是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和榜眼。

对于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还欣欣然地将之悬挂于厅堂。

原礼部侍郎邱岳献了一副对联，对联上这样写道：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ldo;丘山&rdo;是邱岳二字的偏旁，而&ldo;太岳&rdo;则为张居正的别号。

对此，张居正更是心花怒放，准备越级提拔邱岳。

这种对阿谀奉承者的欣赏和鼓励，必然会使用人的标准由&ldo;惟贤&rdo;变成&ldo;惟亲&rdo;，从而形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宗派。

这就使得张居正愈来愈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难以真正任人惟贤地选拔人才。

事实上，张居正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任用了不少亲戚故旧。

其中，既有安邦治国的贤才，也有奸险的昏庸之徒。

在对阿谀奉承者欣赏和鼓励的同时，张居正还竭力压制言官，对言官采用利诱、威胁的两手，凡不听话的言官必定调出京师，至于公开唱反调的则必定罢官，乃至于流放。

言路是明代政坛的晴雨表，言官是政坛上最活跃的分子，历任首辅不控制言路就无法长期执政，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而打击政敌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大度容人的器量，在处置言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时，往往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处置失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不少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显然是张居正处世为人方面不够明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