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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中统三年（1262），山东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与北边的阿里不哥开战，降宋反元。

李璮经营益都近30年，势力及于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南至与宋交界的淮水北岸。

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的便利，&ldo;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rdo;，益兵自雄。

这一次他仓促发难，声称降宋而不曾事先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自以为华北各地会群起响应，但大多数世侯却加入了朝廷组织的讨璮大军；在战略上他犹疑保守，坐失主动出击、扩大战果的时机。

占领济南后，李璮屯兵不进达几十日，坐等元廷调度各路军队，包围济南。

从这些情况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为迷惑元廷而布设的虚张声势的烟雾中。

他的失败自然不过是时间问题。

元军从中统三年夏历四月初起树栅凿堑，围困济南。

五月中旬，将之完全困死。

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马，人相食。

又历一月，城破。

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浅不死，生擒后被处死于军前。

李璮称乱后，汉地世侯们虽然多站在朝廷一边，但李璮敢于盼望他们起而响应，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某种隐秘不法的交往。

忽必烈抓住这些在地方上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们人人自危的时机，以&ldo;惩青徐之乱&rdo;为由，采取了一系列&ldo;潜销诸侯之横&rdo;的措施。

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许多世侯被削去军权，保留文职；接着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者，规定兵民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

制下，河北大军阀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

此后又制定官员俸禄，颁职分田；确定官吏员数、官职品从；省并州县，减缩地方建制二百余处。

李璮之乱反而成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体制的临民部分大规模采纳汉法，并不意味这个北族政权会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实行&ldo;汉化&rdo;。

公元10世纪的辽政权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与它们之前的北族王朝（如&ldo;五胡十六国&rdo;时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政权，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在统治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原居地的汉族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ldo;龙兴之地&rdo;作为种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因此它们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与保障该支配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ldo;大元&rdo;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ldo;大蒙古国&rdo;的蒙语国号。

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ldo;大元&rdo;国号，蒙语译作&ldo;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rdo;，或者&ldo;大元大蒙古国&rdo;，或者译作&ldo;大蒙古国&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