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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ldo;大跃进&rdo;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ldo;超英赶美&rdo;，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

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

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ldo;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rdo;。

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

[8]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

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ldo;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rdo;。

[9]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

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ldo;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

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

&rdo;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

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

[10]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

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

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

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ldo;兄弟关系&rdo;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

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

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