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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十八世纪的这些限制外国商人的规矩，一向成为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当时中国是个&ldo;野蛮&rdo;国家，是以&ldo;不平等&rdo;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甚至以此来证明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

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些规定并没有越出这种权利。

固然其中个别次要的规定反映中国封建统治者落后的成见，如禁止&ldo;夷妇&rdo;到广州，但是，当西方殖民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身分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到的地区和国家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把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看成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

问题是，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

清朝统治者不愿意完全取消对外贸易，只是因为朝廷和有关官员从对外贸易中能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原故。

腐朽的、贪污成性的、在根本上同本国人民相敌对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的侵略者。

我们已经看到，葡萄牙人用行贿的方法得到澳门做居留地，明朝统治者曾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合力攻剿本国的海盗，清朝统治者为消灭台湾省的郑家势力还想借用荷兰人的兵力。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荷兰殖民者在爪哇等地曾大量地屠杀中国在那里的居民，而明朝和清朝政府一概置之不问。

对于上述种种通商口岸的规矩，外国商人也常常用向官员行贿和收买某些中国商人的方法来加以冲破，例如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为了争取能自由地同中国商人交易，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向广东总督李侍尧行贿十万两银子，使李侍尧下令解散了由洋行组成的垄断组织--&ot;公行&ot;（到乾隆四十五年又恢复）。

其他有些规矩也往往成为具文，例如卸下商船上的炮位常常不能做到，把武器私运进&ot;夷馆&ot;是常有的事。

所以，当时的事实并不是中国实行了过于严格的不合理的防范和限制，而是某些正当的防范和限制，在腐朽的清朝官方和狡猾的外国商人的共同破坏下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

由于这种防范和限制暂时起了自卫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地以为这些外国商人都是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的&ldo;天朝&rdo;；他们根本不想去认真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

这种情形当然是封建统治者的落后性的表现。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

经历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英国迅速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它的殖民地。

在开拓殖民地的竞争中，英国的势力渐渐超过了衰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超过了荷兰，也超过了和它同时迅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法国。

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开始居于首位。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三，为一百二十万两；在西欧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四十七，为一百七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