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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

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

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

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ot;立宪派&ot;，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ot;革命派&ot;，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ot;改制&ot;，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

康、梁是主张君宪的，这就甚至与朝中比较开明或明智的当权派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ot;实君共和&ot;，而不是康、梁主张的&ot;虚君共和&ot;。

于是有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有1906年的&ot;预备立宪&ot;和1908年的&ot;承诺立宪&ot;。

而且，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103天内，朝廷频繁颁诏三十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

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

因此，当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

改革失败了，六君子洒血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

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

尽管在&ot;庚子之变&ot;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

戊戍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

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

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ot;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ot;。

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

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

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

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

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干1911年5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ot;皇族内阁&ot;）。

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cháo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

拖到1908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

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

大限一到，机会全无。

1911年10月10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

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ot;君宪&ot;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