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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

、“保护”

仍然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分歧。

这种分歧甚至达到了令我十分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向我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

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

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

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

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

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

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道：“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不断地给我送来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

，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等情报。

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

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嚷业当翻译。

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

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

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去避暑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馆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

“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

我不痛快地回答。

我又说，现在有许多对我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

据日本司令部说，现在革命党派来不少便衣，总领事馆一定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

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

他把司令部的情报说成谣言，使我感到很奇怪。

我曾根据那情报请他增派警卫，警卫派来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报？我实在忍不住地说：

“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怎么会是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