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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强势美元的回归，这必然伴随着资本回流美国，此刻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也为其他经济体造成&ldo;两难&rdo;：如果加息，那么会鼓励资产继续流入美国，对于新兴市场有资本外逃风险;如果不加息，伴随的则是反映美国经济弱于市场预期，那么对全球经济环境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财税困境。

如果将中国看作一盘生意，那么，过去中央政府就是总公司，而各地地方政府则是分公司;分公司的资产包含当地土地等，各类税费则构成收入现金流，而分公司的所有负债其实都有总公司提供隐性担保，这也造成中国地方政府不会破产的固有印象，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城投公司。

如此结构再加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地方债务不断累积。

根据中国审计署2013年数据，在考虑或有债务后，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增长，那么这一模式似乎可以维持，但是随着经济下行以及财税改革，这一模式则遭遇挑战。

财税改革的思路之一是事权和财权对等，在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举债权，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类似总店，地方政府类似加盟店，中央政府2014年也公开强调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借此强化预算约束。

这一想法出发点正确，但也意味着压力主要放在地方政府。

经济下行之下，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将遭遇寒冬，对比2010年至2012年20以上的财政增长，2014年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低到个位数。

根据德意志银行报告测算，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占到地方政府和总政府收入的35和23，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降低，中国可能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

该行预测中国2015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降低20，如果降幅为10，地方政府收入增长将只有22左右。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收入锐减，同时还有旧债待偿。

修订之后的《预算法》虽然为地方发债继续打开口子，但随着地方债到期偿付的高峰到来，发债速度远远补不上预算缺口。

2014、2015两年共有42万亿元地方债到期，其中2015年为18万亿。

2014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仅有4000亿元，2015年发债规模即使翻倍，也不足以应付地方债务还本付息需求。

根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中约一半的信用状况在投资级水平‐‐这也暗示另外一半的情况可能不妙。

可以预见，如果未来情况恶化，更多省级政府的信用状况会恶化。

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一旦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其治下的企业日子也可想而知。

也正因为如此，第三大风险在于企业风险。

企业风险主要基于过剩产能，表现有两点。

首先，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备受考验，成本利润失衡仍旧是压力之一。

中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曾表示央行最新降息并没有惠及企业，&ldo;很多企业抱怨自己是替银行打工&rdo;。

原因在于民企的贷款利率与利润不匹配，黄孟复指出地方政府和国企贷款年利率67，民营企业的贷款年息则为1520。

其次，负债水平高企。

中国企业风险以往被低估，一方面在于发达国家往往看重国家负债以及居民负债，就这两项指标而言，中国不算很差。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负债水平本来并不算高，随着4万亿之后的投资狂潮，中国企业负债一路飙升。

数据显示中国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例在2012年底达到131，这一悄然积累的风险显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