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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

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

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

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

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

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

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

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

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

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

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

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