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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中国土地改革特点（第1页）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

或“landlord”

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

。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

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

，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

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

建国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

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4]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