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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

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

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

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

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

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

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

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

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

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

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

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

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

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

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

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