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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距会议开始前10分钟，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来了。

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

佐尔金想坐到中间的一个位置上，他站立一小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很谦逊地坐下。

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会儿，想了想，还是坐下来。

谁也没有坐在他的旁边。

他在安乐椅中好一阵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认真思考着文件。

我的关于宪法、新宪法程序的发言时间为40分钟。

对这个报告我作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并且非常认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断然否决，作了15条重要修改意见）。

我彻夜伏案，整个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

而且我沉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刚刚开始发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写一张纸条，把在讲台旁边值班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

这位工作人员拿了纸条，走回来放到抽屉里，而不是放到桌子上。

哈斯布拉托夫见此状大不高兴，就坚决地向切尔诺梅尔金示意：请让我在叶利钦之后发言。

虽然有确定好的议事日程，可是我刚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跃两超，冲向讲台。

于是乎就开始了……

整个大厅的人顿时情绪激昂。

精神亢奋，委婉地说，人们的表现并不大得体。

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打口哨声，荒唐胡闹的气氛笼罩整个大厅。

会议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

但是，会间休息时，几位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ot;您对第一天有何感想？&ot;我答道：&ot;会议要继续工作，而不理会议长的挑衅行为。

&ot;

不过，哈斯布拉托夫毕竟不是那个身材消瘦、语气客气的哈斯布拉托夫了。

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时那样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开始喊叫起来，冲向讲台。

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厅。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萌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强烈愿望：把这一伙人全部赶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坏了我的心情。

早晨，我办公室里与鲁茨科伊直接联系的电话线路灯纠缠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钟。

我没有提话筒，灯也没有灭，整整亮了5分钟。

要知道，在鲁茨科伊那里已切断了与我的直通线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技术员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头，把两头接在一起封闭了线路。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够封闭线路，那么他还能够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不，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有封闭线路这件事。

算了，这一切现在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已有了一个开端。

1993年5月5日

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