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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第三章苏联与日本的关系由日本军队煽动起来的反英运动并没有受利日本各界舆论的欢迎；实际上确有人在暗地里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许多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连军队也声称并不把英国看作是一个不可和解的敌人。

它的态度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只要顽固而任性的英国人能够象日本那样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死抱住象九国公约那样的&ldo;陈腐概念&rdo;不放，那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和睦相处。

对差不多是所有的阶级和党派的日本人来说，命运注定日本要与之动刀枪的那个大国就是苏联，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理由，日本对它是十分反感的。

日本统治集团，无论是军界、实业界或官僚，部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

从政治观点来看，日本人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的成功，同俄国人加强其在外蒙古的地位的成功，双方势均力敌；而对中国这一整体，俄国人则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重庆和扶持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从战略上说，665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

苏联拥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亚海岸，这就使日本海难以完全成为一个日本湖，并使日本面临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

一直盼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日本参谋本部，逐渐忧虑不安地怠讽到，中国事变的持久拖延已使日本失去进行打击的最好机会‐‐乘俄国1936‐1938年清洗运动的机会‐‐而现在苏联的军事和空军力量是正处于上升的阶段。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它正在建设日本的武装力量，准备打一场有可能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交手的战争。

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防御性的，因为俄国需要时间以扩大方的工业方面的战争潜力和加强它的军队力量。

所以，在目前，它要避免在远东发生武装冲突。

因此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继续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在日内瓦积极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输送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并派遣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到中国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谨慎而冷淡的态度。

然而，实现俄国人自己的野心的时机则尚未成熟，这一野心是要推翻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结局，收复前俄罗斯帝国在那时丧失的领土。

如果日本不断地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纠纷，这就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因此俄国人尖锐地谴责民主国家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方面提出的任何软弱无力的建议。

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1939年上半年在三个特殊争端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第一个是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

根据1905年在朴次茅斯签订的俄日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同意日本渔民有权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的俄国水域内从事其职业。

1907年的一项俄日渔业条约对这个总的规定作了补充，允许日本渔民在俄国海岸上建立罐头加工厂，以支付租金作为报答。

当时俄国自己没有大的捕鱼业，帝国政府只好满足于让日本人使用这些渔场，而只就登陆权利收取约定的租金。

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后，日本人曾有一个时期享受这些权利而没有支付租金。

建立日苏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1925年总条约，就缔结一项新的渔业协定作了规定。

1928年缔结了这项协定，有效期为八年。

捕鱼和设立鱼类罐头加工厂的权利，在当656时对日本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不仅因为鱼是日本人膳食中的一种主要食品，而且还因为日本罐头鱼的出口贸易正在日益发展。

在1928年，日本占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捕鱼量和百分之九十的鱼类罐头工厂。

但是在1928年渔业协定的八年执行期内，苏联政府自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捕鱼业，1936年俄国人已取得了总捕鱼量的百分之五十。

为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苏联政府试图削减渔业协定规定的日本方面应享的权利，并为此目的，乘机利用了1928年协定中关于租借和拍卖渔场的繁复规定。

不过，由于急切希望不要在它的庞大国家内部情况如此糟糕的一个时候引起战争，苏联政府是谨慎小心地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