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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

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

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

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十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游子还乡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

在这里待了几个月。

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

在这里呆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

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

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

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十一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

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

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

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十一年的北平。

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

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

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三十五岁。

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

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