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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难怪秦军成了&ot;虎狼之师&ot;!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

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

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

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

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

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ot;保甲制&ot;和&ot;连坐法&ot;，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jian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

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ot;霸业&ot;，是典型的&ot;霸道&ot;。

但管仲只发明了&ot;保甲制&ot;，&ot;连坐法&ot;却是商鞅的创造。

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ot;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ot;（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曾经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ot;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ot;，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ot;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ot;，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

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ot;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ot;（《中国大历史》）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

商君列传》的说法是&ot;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ot;。

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ot;勇于公战，怯于私斗&ot;。

所谓&ot;勇于公战，怯于私斗&ot;，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

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商鞅的执法也应作如是观。

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

他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ot;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ot;，而且真正做到了&ot;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ot;（商鞅并因此而结怨于太子）。

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国&ot;令行而禁止，法出而jian息&ot;（刘歆《新序》）。

这无疑值得肯定。

但是，商鞅的&ot;法&ot;，又是绝对不能议论的。

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说好的（言令便者），有说不好的（言令不便者），还有开始说不好后来说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ot;乱民&ot;，将其放逐到边邑。

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