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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

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

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

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

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

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

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

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

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

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

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后来的陕西北路）一带，经常在一起玩。

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

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

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

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

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

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

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

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

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

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ldo;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

&rdo;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

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

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

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