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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3页）

《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okha）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

，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

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

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

（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

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20）df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

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

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

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

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

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

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

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

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

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

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

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

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

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