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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天圣三年（1025），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26100间。

宋政府设&ldo;店宅务&rdo;经营公租屋，目的有三：一是分割房屋租赁市场的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

宋人说，&ldo;国初财赋，二税之外，惟商税、盐课、牙契、房租而已&rdo;，房租是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是将公租屋的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

如苏轼在惠州时，指导广州太守建成一个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

为维护这个自来水系统，苏轼又建议：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ldo;日掠二百&rdo;贯房租，&ldo;以备抽换（水管）之费&rdo;。

三是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

相对于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ldo;店宅务&rdo;的房租可以说是比较低廉的，天禧元年开封府&ldo;店宅务&rdo;辖下的一间公租屋，每月租金约为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价略有上涨的情况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430文。

当时一名摆街边摊做小买卖、或者给公私家当佣工的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约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应该说还是负担得起的。

房市调控

房子不仅是开发商与政府的摇钱树，更是居民生存于社会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少不了的‐‐尽管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极不可取。

今人见识到的&ldo;限购&rdo;政策，其实宋朝政府已经在使用了。

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ldo;禁内外臣市官田宅。

&rdo;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

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因为宋政府希望将申购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台&ldo;第二套房限购&rdo;政策：&ldo;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

&rdo;在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至于平民是不是也受&ldo;限购令&rdo;的约束，史料没有说明。

想来这次&ldo;第二套房限购&rdo;，应该只针对在京的高官。

由于两宋时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ldo;租房族&rdo;数目庞大，宋政府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ldo;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rdo;；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又诏令&ldo;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rdo;。

这里的&ldo;官舍&rdo;，就是&ldo;店宅务&rdo;经营的公屋。

这些公屋某种程度上具有&ldo;廉租房&rdo;的性质，租住者又多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因而，宋政府在极端天气时节（雪寒）或重要节日免除租户数日房租，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