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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伊拉兹马斯不时冒险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

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

他们由于老于世故而小心翼翼，他们说，圣人可以找到比驯疯狗更好的消遣。

他们说，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闭户不出，否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奥获得了不朽的人道主义者的名誉，因为他毫无畏惧地迎接他面临的灾难;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们的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

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

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

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

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

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

一篇有助于促进世界统一的声明，将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条主义的言论，流传得更为久远。

这位被遗忘的杰出人物非凡的勇气，将成为后世的楷模，特别是在道德圈子里。

卡斯特利奥蔑视神学家，把加尔文的受害者塞维特斯命名为&ldo;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rdo;，当驳斥加尔文的诡辩时，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ldo;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rdo;。

在他的《为宗教宽容宣言》里（远在洛克、休姆、服尔泰之前，并比他们更为灿烂夺目），他一劳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险的，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iddot;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尔泰抗议琼&iddot;卡拉斯案、左拉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相提并论。

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

但服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

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

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

服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

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

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全神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iddot;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

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

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

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

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

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

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

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

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

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

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

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

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

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

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

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

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

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