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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正派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

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ldo;靖难之役&rdo;后的一场残酷，又将这趋势摧折殆尽。

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

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始终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的流逝、记忆的远去而褪色。

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

因为历史是一种伦理力量，它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会接受强权的摆布；在历史与强权的对抗中，最后败下阵的必为后者。

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ldo;重写历史&rdo;运动。

当代学者杨艳秋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并撰论文《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68}，其中指出：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iddot;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

若除去其中郑晓的《吾学编》、何乔远的《名山藏》、吴士奇的《皇明副书》、伊守衡的《史窃》、朱国祯的《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

文中还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ldo;重写历史&rdo;运动的情形，很可一读。

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ldo;野史&rdo;的方式，做出反弹。

明代&ldo;野史&rdo;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ldo;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rdo;{69}。

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ldo;史权&rdo;，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ldo;天子有所不能制&rdo;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ldo;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rdo;{70}到万历年间，&ldo;重写历史&rdo;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

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ldo;本纪&rdo;地位。

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ldo;革除年&rdo;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

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ldo;建文&rdo;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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