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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在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中，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

在面临集体性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的信息成本。

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中，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

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即使能反，又是否可以持续呢？

因此，反腐败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

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

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那么如何来利用它们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

外部力量之所以可用以制约腐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

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

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

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或者贿赂所有人。

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前就拥有了信息，只不过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到达上级部门罢了。

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

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

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相互制衡。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

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应该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

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